徐世昌的辞电发出后，北洋派自然是一片敦促如期就职声。
冯国璋收到徐世昌专函，内容和辞电相同，立函复徐世昌，敦请出山，词意诚挚。
函云：“顷奉大函，以国会成立，选举我公为中华民国大总统，虞棼丝之难理，辞高位而不居。谦德深光，孤标独峻，即兹举动，具仰仪型。惟审察现在国家之情形，与夫国民感受之痛苦，倒悬待解，及溺须援。天下事尚有可为，大君子何遽出此？略抒胸臆，幸垂察焉！比年以来，迭更事变，魁杓既无所专属，法律几成为具文。内则罥斧相寻，外则风云日恶，以云险象，莫过今兹。……
“然危厦倘易栋梁，或可免于倾圯，洪波但得舟楫，又何畏夫风涛？不患无位，而患无才；亦有治人，乃有治法。我公渊襟睿略，杰出冠时，具世界之眼光，蕴经纶于怀抱。与国记枢密之姓名，方镇多幕府之偏裨，一殿岿然，万流奔赴。天眷中国，重任加遗，所望握统驭之大权，建安攘之伟业，公虽卑以自牧，逊谢不遑，而欲延共和垂绝之纪年，当此固舍公莫属也。邦本在民，诚如明示。尔在兵连祸结，所至为墟，士持千里之粮，民失一椽之庇。疮痍满目，饥馑洊臻，定人谋之不臧，抑天心之未厌？
“我公仁言利溥，感人自深，纵博济犹病圣人，恩泽难偏于枯朽，而至诚可格天地，戾气或化为祥禨，况旋转之功，匪异人任，恻隐之念，有动于中，必能嘘备瘠以阳春，挽沉冥之浩劫。公谓教养匪易，虑远心长，实则彼呼号待尽之孑黎，此日已望公如岁也。夫以我公之忧国爱民也如彼，而国与民之相需于我公者又如此，既系安危之重，忍占肥遁之贞，平日以道义相期，不能不希我公之变计矣。
“至若虑蹉跎于晚岁，益足征冲淡之虚怀，但公本神明强固之身，群以整顿乾坤相属，虽诸葛素持谨慎，而衡武讵至倦勤，亦惟有企视老成，发挥绪余，以资矜式耳。国璋行能无似，谬摄政权，历一稔之期间，贻百端之丛脞，清夜内讼，良用惭惶，所代及时，负担获驰，徒抱和平之虚愿，私冀收效于将来。我公为群帅所归心，小民所托命，切盼信期就职，早释纠纷，庶望治者得以慰延颈跂足之劳，而承乏者不至有接替无人之惧，耳目争属，心理皆同，谨布区区，愿言夙驾，专肃奉复。”
对于安福国会的此次选举，南方已表明立场，但不想以徐世昌为敌，便由广州军政.府岑春煊、伍廷芳两总裁联合拍电致徐，劝勿就职。
电云：“读歌日通电，借悉非法国会选公为总统，公既惕世变，复自谦抑，窃为公能周察民意，不愿冒登大位，至可钦佩。惟公之立言，虽咨嗟太息于国事之败坏，而所以致败坏之原因，公未尝言之，此春煊、廷芳所不能默尔而息者。致乱之故，虽非一端，救国之方，理或无二。一言以次之曰：‘奉法守度而已’。《约法》为国命所托，有悍然不顾而为法外之行动者，有托名守法而行坏法之实者，均足以召乱。自国会被非法解散，《约法》精神横遭斲丧，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，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。护法军兴，志在荡乱，北庭怙恶，视若寇仇，诪张为幻，与日俱积，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，而竟以私意构成之，总统不可无继人，而竟以非法选举之。
“自公被选，国人深感北庭无悔祸之诚，更无以测公意之所在。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：‘非法之举，不能就也，助乱之举，不可从也。’如此国人必高公义，即仇视国会，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。戢乱止暴，国人敢忘其功？惜乎公虽辞职，而于非法国会之选举，竟无一词以正之也。窃虑公未细察，受奸人盅惑，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，此后国事，益难收拾，天下后世，将谓公何？如有谓公若将就职，而某某等省，可以单独媾和者；国会可以取消，从新组织者；护法各省，如不服从，仍可以武力压制之者，此等莠言，皆欲踞公于炉火之上，而陷民国于万劫不复耳。愿公坚塞两耳，切勿妄听。公从政有年，富于阅历，思保令名，宜由正轨。煊、迁忝列旧交，爱国爱公，用特忠告，幸留意焉！”
南方的态度在预料之中，没有人会感到意外。问题是在北洋系一派劝进中，竟出现不和谐之声。
这声音不用想也知道是来自那位爱和别人唱反调的吴秀才，他于九月十三日给徐世昌发电说：“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。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，而新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，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，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，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？公若就职，民国分裂由公始。师长等不敢为公贺，且将为民国吊。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，毅然为和平表示，出任调人领袖，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，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，国会议员另行改选，将来总统舍公莫属，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。”
吴这里的主张竟完全和西南领袖一样。
九月十四日曹锟发出通电，不提主战主和，只说“阋墙之斗，权利之争，不宜再见。”虽然不是公开和吴佩孚一唱一和，但又重提反对继续战争，这无疑是因为没当上副总统而大泄私愤。
九月二十日吴佩孚回答曹锟的通电，建议请长江三督继续担任南北间的“调人”。并请加入东海先生（徐世昌）为调人领袖。这个电报得到江苏的将领白宝山、张仁奎、马玉仁、杨春普、陈调元等的响应。曹锟、李纯两个支系的直系军现在是联合起来，倡导和平。
接下来，发生了爆炸性的事件。
九月二十六日，湖南战场上的南北方军的将领，竟联名发出通电，请“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，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，曹经略使、长江 三督帅及岑、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。”
南军方面，列名的是：谭浩明、谭延闿、程潜、马济、李书城、韦荣昌、张其锽、林俊廷、陆裕光、赵恒惕、林修梅、黄克昭、马鋆、宋鹤庚、廖家栋、鲁涤平、王得庆等。北军方面，列名的是：吴佩孚、李奎元、杨春普、冯玉祥、张宗昌、王承斌、阎相文、萧耀南、张学颜、张福来、潘鸿钧、张克瑶等。
这个电报，是吴佩孚所主稿，向南军将领建议，用联合名义发出去的。
此电不但无视已经选出的总统，还将北京政.府与广州军政.府平列在一处，这还不算。最让人震撼的是：南北军人联合起来主和，可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的首次。
段祺瑞惊呆了，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问题，而是北方将领背叛、通敌、降敌的问题。对于吴佩孚这个刺头，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，他不想再忍了，要以通敌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。
但他的左右劝都他忍耐。一方面，主战派已无可用之兵，讨伐令只是虚声恐吓。另一方面，总统刚选出，还没有走马上任，对吴大兴讨伐之师也不是时候。
安福国会也有议员叫嚷：“吴秀才造反了！”
安福系议员邓熔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，但遭到另一安福系议员张敬舜的坚决反对。张敬舜是张敬尧的兄弟，真要是讨伐吴佩孚，湖南的张敬尧肯定首当其冲，张敬尧哪有和吴佩孚的部队作战勇气。众议院议员贺得霖也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，也是未能交付众议院审查就没了下文。
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，但也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九月三十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通电。随后，北方督军们纷纷怒发冲冠。
倪嗣冲有言：“谬谈法律，破坏大局。”
杨善德有言：“曲说乱真，逞以欺世。”。
阎锡山有言：“妄谈法律，徒逞私见”。
长江二督之一的王占元也认为“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，不胜诧异。院电驳斥，义正词严。一隅之论，不足以淆惑观听”。
张敬尧因为在长沙，对吴不敢过分指责，只说：“敬尧惟知服从中央，不知其他”！
张作霖已被北京政.府任.命为东三省巡阅使，地位已在北方各省督军之上，于是也就更要有所表现。
他于十月二日发电说：“前当谭浩明等抗命之初，作霖曾派少将刘鸿恩晋谒大总统请示方略，奉论张督若有一师相助，即当从事讨伐。迨长岳沦陷，作霖复派刘少将依前晋谒，奉论如初。曹经略使之南往，亦奉大总统明令，复由大总统颁布气死、羞死之通电。是政.府之主战政策，作霖与各省同志一致赞成，均系服从大总统者。……
“其他依法选举两院议员，依法选举大总统，亦均奉大总统命令而行。而彼等一则曰不完全，再则曰非真正民意。所谓不完全者，乃削除叛乱分子耳，非真正民意者，仅无暴动分子耳！……近闻有人因国会已成，大局渐定，急思设法破坏，以遂一己之私，不惜辇金四出运动，淆乱视听，破坏国家。此等佥壬，是真民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作霖正拟查访明确，联合同志，呈请元首依法惩办，以谢国人。”
曹锟在保定，也被他的爱将吴佩孚的一连串的举动搞得头昏眼花。
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，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，一个电报致吴佩孚，告诫他：“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”。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，表明自己态度：“以此言护法，恐终不能造成法治；以此言和平，恐终不免于战祸。……国家前途，必须中央有所主持，庶几政局重新，乱源可弭。”
吴佩孚看来是铁了心，照样我行我素。
十月三日，以他和谭浩明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出通电，对各方责难予以驳斥。
电云：“驻湘双方各军，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，同谋息争御侮。自六月廿五日停战，迄今已四阅月。师长等屡请中央频布罢战明令，而合肥（指段）斥西南无诚意。师长等不得已本诸公理，再拟通电，征求西南同意，于寝日联名拍发，可见西南谋和诚意，信而有征。乃合肥仍不加察，谓为莠言惑众，破坏大局。夫和则全国一家，战则南北分裂，究竟大局在和乎在战乎？……
“如云国会非由强造，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选送议员而任意指派？如云选举合法，何以九月鱼日合肥劝徐就职通电，除却西南五省？是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，且将强东海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。保全大局者，果如是乎？纵使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，窃恐东海未必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。纵使东海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，而军民各界不肯甘心为不完全之中国人也。……总之，正义所在，是非自有公论。全国人之心理方为真正民意，非强造者所能假托，非强词者所能狡辩，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诬。”
段祺瑞对吴佩孚的憎怒到了极点，但却无计可施，他实在不敢把吴逼上梁山，只好再回过头来拉曹锟。
由于吴佩孚的一系列举动，段对曹当副总统早已持否定态度。现在为了缓和吴佩孚，不得不旧话重提，支持曹锟为副总统。
试图以此换取吴佩孚不再反对安福国会，不再和西南方面一唱一和。
于是，段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前往保定，向曹锟说明，即日进行副总统的选举，将以曹锟为唯一候选人。又派国务院秘书曾云沛前往奉天去见张作霖，劝他顾全大局支持曹锟为副总统。同时授意安福国会，不要再提关于惩办吴佩孚的动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