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徐总分开后，我并没有急着回宾馆，而是折回他公司的大厦。
刚走进大堂，看到几名穿着工装的中年妇女结伴走出来，其中就有那名保洁大姐。
我双手抱在胸前看着她，保洁大姐对同伴说要去趟卫生间，让她们先走。等同伴走远，我慢慢走出大厦，保洁大姐也跟着出来。
我对她说：“我们找个地方聊聊？”
保洁大姐指了指马路对面，低声说道：“可以，那边有个小区公园。”
从天桥过马路来到这个公园，我找了个偏僻无人的角落。保洁大姐神色慌张，都不敢正视我的眼睛。
我问道：“你是苗族人？”
“嗯，是的。”保洁大姐也没否认。
于是我告诉她，徐总的事情是我在调查，现在基本已经能够确定就是你给下的虫降，不过我希望能了解一下原因。
保洁大姐警觉地看着我：“难道你没告诉他，也没报警？”
我笑了：“我和徐总认识不到十天，他这人有什么习惯，你肯定比我更清楚。我要是告诉他，你觉得自己还能站在这儿和我讲话吗？”
保洁大姐觉得也是，她叹了口气，给我讲了原委。
她姓陶，是文山的白苗人，几年前丈夫生了场大病不能干活。她为了多赚点钱养家，只好千里迢迢跑来到上海打工，把每个月赚的钱全都寄回家里。
在这大厦的物业公司也已经当保洁员两年多了，一直做得不错，但物业公司规章很严，只要接到住户投诉，就要扣除当事人的部分工资。
平时都很少有人投诉的，一般做保洁员的，大多都是家境不太好的中年妇女，她们打工不容易，工作也努力，没什么可投诉的。
就算偶尔有哪方面不太满意的地方，也没人真的会打电话投诉。
但自从徐总公司搬到这座大厦后，陶大姐的生活就变了。
徐总这人最大的习惯，就是喜欢和从事服务行业和底层工作的人较真，整座大厦里，从保洁到快递员，从维修工到保安，几乎都被他骂过和投诉过。
陶大姐除了负责徐总公司所在的楼层，还要打扫徐总公司的内部清洁。
有一次她在打扫办公室，正好赶上徐总加班还没走，他正在吃蛋糕，因为知道每晚都会有人打扫，就随手把包装纸和蛋糕渣都扔在地毯上。
陶大姐走过来，看到这个情况就开始打扫，又随口说了句“今后最好扔在垃圾箱里，地毯不好清扫”的话。
徐总生气了，觉得陶大姐是在说他素质低，随后两人吵了起来。
从那次开始，徐总就经常找她的麻烦，今天找碴明天挑刺的，但也只是说说，并没有真的去投诉。
某天晚上，陶大姐下班时在电梯里捡到一个钱包，她也没打开看，直接交给物业公司。
公司经理为了避免说不清，就当着陶大姐的面打开钱包，清点里面的物品。有现金、钥匙、银行卡和身份证。
物业经理仔细看了下身份证，突然开口：“咦，这不是XXX公司的那个行政总监徐总吗，他，他居然是个女的？”